自由贸易港特点精选(九篇)

第1篇：自由贸易港特点范文

关键词：自贸区；设立背景；国际经验；传统自贸区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5-0096-03

一、上海自贸区设立背景和目标

自由贸易区是在关境以外划出的，对进出口商品全部或大部分免征关税，并且允许港内或区内进行商品的自由储存、展览、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以促进地区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其范围覆盖了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达28.78平方公里，是中国大陆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更是中国积极应对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国际贸易格局出现新变化，促使中国设立自贸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规模已经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美国为了捍卫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企图通过建立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重新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从而建立国际贸易新秩序，继续控制世界经济格局。如果这三个协议谈判成功，中国将会处于被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予以应对，则必将在未来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处于被动地位，贸易发展将举步维艰。鉴于此，中国需要认真应对三大谈判的经济冲击，而自贸区的设立则表明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对外开放的决心，为“二次入市”破除市场壁垒和体制机制的障碍，为开展国际贸易新格局的相关谈判积累经验，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铺平道路。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促使中国设立自贸区。国际需求疲弱及人民币对外升值致使我国外贸出口大幅回落，过去严重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目前，内需增长缓慢，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国内面临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等压力，需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以促进新一轮改革。此外，由于国内服务业、金融业没有蓬勃发展的制度土壤，一直处于探索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上海自贸区不仅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希望吸纳更多投资，以扩大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不仅顺应了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增强了我国国际竞争力，同时对我国积极主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起到积极作用。上海自贸区旨在通过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以开放促改革，建立融入全球新格局、新规则的“倒逼”机制，达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设立上海自贸区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其他区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上海自贸区国际经验比较

世界上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是建立于1958年的欧洲共同市场，在自由贸易区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根据本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为促进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建设了各具特色的自贸区。虽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传统自贸区的宗旨存在差异，但仍然可以借鉴国外传统自贸区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与特色，取长补短，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快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一）香港自由港

1841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代表查理・义律宣布香港成为自由贸易港。1872年以来，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内涵和功能逐步扩展，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最多功能的自由港，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上海自贸区金融与香港自由港金融所依托的经济体系的基础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但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所依托的内地经济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表现为中国大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渐进性和内部不均衡状态，而香港自由港金融则是根植于历经百余年建设的市场经济体系。上海自贸区与香港自由港在政府管理职能去干预化的程度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经过百余年的积淀与提炼，香港当局已经形成了“积极不干预”的管治风格，上海自贸区还需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减轻政府干预程度，加快市场经济转变。香港的主要产业为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以及贸易业，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时，由于实体经济的不足，香港在科技方面的发展也受到了制约，尽管香港高度开放，但未能通过自贸区实现技术外溢，带来核心金融利益。因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注重贸易、服务、金融领域的同时，也要注重科技，将科技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力争通过自贸区的建立带动内地企业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干中学”吸收外国企业的先进技术，注重对于人才的培养，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二）荷兰阿姆斯特丹港

这座港口建于13世纪，在17世纪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重要港口。阿姆斯特丹港自由贸易区属于保税仓储型贸易区，因此商品进入该贸易区可免交进口税，免除外国货物进出口手续，并且可以较长时间处于保税状态。作为欧洲大陆“百年老店”，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是大型商户对欧洲、亚洲、非洲出口的分销中心。可见，荷兰阿姆斯特丹港自由贸易区的定位是转口贸易和加工，而这样的定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支撑。但是荷兰阿姆斯特丹港的保税仓库面积很小，只有0.65平方公里，因此经济发展会受土地面积限制。上海自贸区的面积只有28.78平方公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荷兰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在自贸区外设若干海关监管库，从而进一步延伸自贸区的功能，上海可以借鉴这方面的经验。此外，荷兰阿姆斯特丹港与机场空港自由贸易区业务联系紧密，推动了海空两港物流的联动发展。航空和海运紧密联系，自贸区带动了航空货运业务，这对于上海浦东机场自贸区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机场自贸区可以考虑和港口合作，实现海航联合，进一步发展自贸区。同时航空运输还与金融密切相关，这可以作为我国上海自贸区航运和金融合作发展模式的借鉴对象。上海自贸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资源与荷兰阿姆斯特丹相似，拥有领先的航空港，同时也是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的保税区。因此，上海自贸区可以充分学习荷兰的发展成功经验，加快发展和打造上海的经济、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的国际战略地位。

（三）阿联酋迪拜港

迪拜港自由港区建于1985年，由港口和自由贸易区组成，面积135平方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区。在世界所有自由贸易区的类型划分中，迪拜被认为是贸工结合、以贸为主的典型。迪拜港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功能为港口装卸、仓储物流、贸易及加工制造。迪拜对于自贸区的建设是想通过自贸区来推动国内经济转向投资驱动型，迪拜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兼具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在当地进行投资，较充分地利用了当地的市场机遇，大力推动了迪拜经济的发展。迪拜自贸区具有非常独立的监管机构，这一点也是迪拜取得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上海自贸区可借鉴其成功经验。迪拜自由贸易区总产值在全国GDP则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也主要以物流贸易和制造加工业为主。因此我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实际运行中，应当以迪拜自贸区的发展规模为目标，真正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全国贸易的拉动作用，同时也要注重发展金融业和服务业，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区运营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更高的起点。

（四）美国纽约港

美国的自贸区有两种，一种是以保税来发展转口贸易，另一种则是以优惠税率来发展出口加工业。前者是物流型单一自贸区；后者是主要以从事加工为主，以转口贸易、国际贸易、仓储运输服务为辅的综合自贸区。纽约港自由贸易区始建于1979年，为美国最大的自贸区，属于综合性自由贸易区。其采取的主要政策就是减税，因此纽约港自由贸易区提出了22条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这可作为我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借鉴。此外，尽管美国有267个自贸区，但其产值在美国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20%，根本不能体现出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方面应当起到的促进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同世界其他自由贸易区一样，仍然局限于“制造加工+转口贸易”的旧模式，在相关产业带动，特别是在服务业、金融业方面的突破并不明显，着重于货物贸易，而忽视了服务业和金融业在区内的发展。

在与典型的国际自贸区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自贸区的焦点是制造业的改革，尤其是出口加工工业的改革，而上海自贸区的焦点却是金融和服务业的改革。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因此，不能将国外的成功经验简单移植到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特色之一是其在金融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着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创新是以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为核心，从而实现金融自由化，最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上海自贸区建设思考

（一）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模式

上海自贸区是大陆首个自由贸易区，其定位是综合经济特区，这也就决定了它与传统自贸区有着根本区别。在全球各国及地区，自贸区的发展模式都是“制造加工+转口贸易”，上海自贸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其业务超越了这种传统的模式，将金融业和服务业也同时纳入，并作为其核心发展内容。因此，不应简单模仿国外自贸区的经验，还要在发展过程中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上海作为大陆地区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因此可以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突破传统的贸易模式，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模式，即在传统的加工、转口的贸易模式的基础上，有效结合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以及教育科技，以实现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金融服务的有机结合与联动机制，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二）加大推进市场利率自由化进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点，其建立不仅会对上海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以及增强世界影响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尽管中国自1978年起不断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但与迪拜、阿姆斯特丹等相比开放程度并不高。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也就意味着全方位、深层次、更大程度的开放。此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也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中国现今的市场机制并不完善，市场尚未完全与政府调控脱离，因此，为了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必须加大推进市场利率自由化的进程，使得市场能够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利率市场化作为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改革的标志，是改革难点之一。虽然贷款利率下限的取消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存款利率并未完全放开。而且放开也只是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保证放开之后利率能平稳变化不出现剧烈波动，因此，关键在于政府和金融货币管理当局如何在利率完全市场化背景下有效监管市场。自2014年3月1日起，上海自贸区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外币存款利率的完全市场化。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可为未来中国金融全面开放和市场化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政府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积累经验。

（三）适度发挥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可复制、可推广性

由于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目标是超越局部的、地方化的点状突破，必须要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和被模仿的能力，因此不能一味追求建立过于个性化的区域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全局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效果。上海自贸区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试验田”，担负着为其他保税区示范引导的功能，在转变政府职能、人民币自由兑换、创新金融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基础性探索，为接轨国际规则积累操作性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阶段性制度创新成果，并服务于全国。按照部署，上海争取3 年后建成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区。3年后TPP 的谈判将展开，届时有了成功的案例，并具备全国复制的可行性，为加入TPP 和启动BIT 谈判提供实践的基础。目前，上海自贸区已形成50多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措施，其中21项已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30多项具备复制推广的基础。工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是上海自贸区首个向全国推广的成功经验，这项改革举措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业热情，对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体现出政府简政放权、宽进严管的思路转变。此外，“智能化卡口验放”、“批次进出、集中申报”、“融资租赁”、“保税展示交易”、“简化无纸通关随附单证”、“先进区、后报关”等共14项海关监管创新制度也陆续在厦门、深圳等海关监管区域内复制推广。就金融领域而言，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用、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务、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等4项改革创新措施都已经在全国推广实施。不过，要想将上海自贸区的全部政策向全国推广是不可行的，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域的城市应该因地制宜，明确各自的定位，从而打造属于自己的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

参考文献：

[1] 姜艳艳.上海自贸区建立的经济背景分析[J].中国商贸，2014，（16）.

[2] 晏玲菊.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J].时代金融，2014，（2）.

[3] 张伟，杨文硕.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的定位与路径分析――兼与香港自由港金融演进路径比较[J].商业研究，2014，（1）.

[4] 王孝松，张国旺，周爱农.上海自贸区的运行基础、比较分析与发展前景[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7）.

Comparis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Shanghai Free Trade Area

JING Bo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第2篇：自由贸易港特点范文

关键词：服务贸易；香港；发展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3-0026-05 收稿日期：2006－12－13

“服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是一种跨越国界进行服务品交易的商业活动，具体包括旅游、运输、保险、金融、通信邮电、建筑安装与承包工程、计算机与信息、专利与技术许可、咨询、教育、医疗保健、广告宣传、电影音像、个人劳务等。

国际经验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对优化产业结构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增加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一个外向型及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香港不仅是重要的货物贸易中心，更是重要的服务贸易中心。2005年香港服务贸易输出，在全球排名第11位，在亚太区列第4位。香港在发展服务贸易领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研究香港服务贸易发展的模式与轨迹，可为上海等国际性大都市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香港自然经济环境

香港是以服务业经济为主的自由港，位于太平洋地区海、空交通要冲，北依内地珠江三角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香港交通发达，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港构成香港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枢纽。

但由于自然资源缺乏，香港一直以来都以服务业作为经济的支柱。而良好的区位优势则使香港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的集聚地。

香港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区内有金融机构380多家，是世界第四大黄金交易市场、第七大外汇市场、第十一大股票市场、第九大贸易市场。香港还是世界第四大外汇直接投资来源地，中国的外资企业超过半数是有港资参与的。香港拥有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和最繁忙的国际机场。

二、香港服务贸易发展的三个阶段

香港是一个贸易依存度极高的地区。对外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香港服务贸易发展演变的情况，笔者将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自然型服务贸易阶段(1980年以前) 香港服务贸易发展的第一阶段，可称为自然型服务贸易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可追溯到香港开埠一直到1980年以前。

香港由于自然资源缺乏，难以大力发展以工业化为主的制造业，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其港口区位优势，因此香港只能以发展服务业作为经济的支柱，发展诸如港口运输、转口贸易、旅游等服务产业。我们将第一阶段即自然型服务贸易阶段划分至1980年以前，主要的依据有两点，一是1980年以前香港服务业仍未正式成为香港的主导产业，二是1980年以前香港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20世纪50年代以前，香港服务业主要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单一服务方式，这段时期正值香港经济恢复时期，转口贸易占主导地位，香港本地制造业很微弱。1950～1970年末，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的形势，香港走上工业化道路，在纺织、成衣、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取得飞速发展。导致香港转口贸易额直线下降。到60年代末，制造业尤其是轻纺织业占据了香港经济的主导地位。

70年代，香港政府推行了多元化、全方位的经济发展方针，以金融业为龙头，迅速发展了金融、通讯、地产、贸易等服务业。当时服务业主要集中在港口运输业和旅游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由于1980年之前各服务行业进出口的统计数据的缺失，本文对第一阶段，即自然型服务贸易时期分析略为粗浅。

(二)第二阶段：知识型服务贸易阶段(1980～1997年) 香港服务贸易发展的第二阶段，可称为知识型服务贸易阶段，本文将这个阶段界定在1980～1997年香港回归之间。这一阶段香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再加上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态势随着全球化与资源高度紧张而产生变化，香港政府意识到，土地空间和劳动力市场的狭小，服务贸易在劳动密集型传统经济领域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服务贸易必须从自然型向知识型转变。自此，香港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会计、营销等现代服务行业开始迅速发展。随之服务贸易也开始蓬勃发展。香港经济在1980年以后实现了第二次转型，转变为以服务业经济为主的自由港。香港一些低附加值的服务产业开始转移到内地南部，服务业向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新兴现代服务业快速的增长也适应了香港经济多功能定位和世界级中心城市的发展趋势。

香港知识型服务贸易阶段的特点归纳为：

1．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如图1和表1所示，在1980～1997年期间，在高度化的服务型经济体系下，香港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80年的200亿港元增长至1997年的1984亿港元，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80年的292亿港元增长至1997年的2866亿港元。从服务贸易进出口盈余看，香港服务贸易盈余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状态。

2．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如表2所示，从服务出口看，在1980～1997年间，“运输”服务虽然从1980年的42．2％下降至1997年的30．5％，但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输出服务组别。旅游所占份额则从1980年的22．3％略微下降到1997的20．8％。由于“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出口总额大幅上升，至1997年“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成为香港第二大服务输出组别，有关比重由1980年占19．1％增加至1997年占25．7％。这一时期金融服务蓬勃发展，金融服务出口由1980年的4．4％上升至1997年的11．4％。

从服务进口看，1980年运输是香港服务贸易最重要的输入服务组别，但到1997年，旅游服务成为香港最重要的输入服务组别。1997年旅游进口已由1980年的26．8％上升到49．5％。

从服务贸易结构看，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开始转向金融、商贸等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

3．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如表3所示，这一阶段香港服务贸易TC指数除保险服务及其他服务之外其余都呈正数，其中又以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及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竞争力最强。尤其是金融服务竞争力最强，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次之。旅游服务的竞争力指数越来越弱，从1980年的0．09下降至1997年的－0．01，这也跟政府着力发展金融等知识密集型行业有关。保险的TC指数逐年下降，从1980年的－0．20降至1997年的－0．43，竞争力非常弱。

这一阶段，即自1980年起，香港开始实行低税

率的自由贸易政策，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带动本地运输、仓储、金融、商业咨询等服务业共同振兴。政府采取“最大支持，最小干预”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使得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服务功能逐步多元化，形成了部门齐全的服务贸易体系，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香港逐渐成为国际服务中心。

(三)第三阶段：战略型服务贸易阶段(1997年以后) 香港服务贸易发展的第三阶段，可称为战略型服务贸易阶段，这一阶段从1997年香港回归至今。

为加强两地之间的经贸联系，2003年6月19日，香港与内地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CEPA的签署，香港发展服务贸易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即为大陆经济的发展服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过度依赖金融、地产等服务业的香港经济受到了极大冲击，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为了恢复经济，香港政府改变了过分重视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方针，实施了工业重建政策，尤其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并举的发展之路。在香港提出重振制造业，发展高增值服务业的同时，CEPA的签署也标志着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正式进入战略型阶段。

战略型服务贸易时期的发展特点归纳为：

1．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见表1和图1，虽然97亚洲金融风暴使香港服务贸易有所下挫，但97之后，香港服务贸易又开始新一轮的增长猛势，由1998年的2621亿港元上升至2005年的5131亿港元，平均每年增长10．1％。服务输入总额增长较为平缓，由1998年的1942亿港元上升至2005年的2354亿港元，平均每年增长2．8％。

2．服务贸易盈余，见图1，亚洲金融风暴使服务贸易盈余在1998年急速下跌，但1998年以后，服务贸易盈余增长速度很快，由1998年的679亿港元上升至2005年的2316亿港元，平均每年增长11．3％，服务贸易的盈余，足以抵销货物贸易取得的赤字。

3．服务出口，见表2，在2000年，“运输”服务是香港最重要的输出服务组别，占香港服务出口总额的31．6％。同一年，“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出口总额大幅上升，自2001年开始，“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服务输出组别，有关比重由2000年占31．0％增加至2003年占35．9％及2004年占34．7％。

服务进口，见表2，旅游是香港服务贸易最重要的输入服务组别，2000年旅游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50．6％，至2004年虽有所下降，但仍占42．6％；其次为运输，其占服务输入总额的比重也一直保持在25％以上。从服务贸易结构看，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主要集中在金融、商贸等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

4．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见表3，这一期间香港服务贸易TC指数大多呈正数，其中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及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竞争力最强。尤其是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其竞争力指数接近于0．8。其次金融服务竞争力较强，竞争力指数一直保持0．6以上。旅游、保险的TC指数呈负数，竞争力较弱；其中保险服务的竞争力指数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0．09下降至2004年的-0．20；而旅游虽然竞争力指数一直为负，但近几年一直有所提高，从2000年的－0．36上升至2004年的－0．19，这与政府加大旅游投资吸引外国游客到港旅游有很大关系。

5．服务对象，如表4所示，在香港服务输出当中，中国内地及美国是最主要的目的地，特别是在“运输”、“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以及“其他服务”方面。在2000―2003年期间，两地合计在“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以及“其它服务”的输出中，均占多于一半的比重。其次是日本、中国台湾及英国。

在香港服务输入当中，中国内地及美国亦是最主要的来源地，在2000～2003年期间，两地合计在“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以及“其它服务”的输入中，均占多于一半的比重。其次是日本、英国及澳大利亚。

6．近几年香港服务贸易发展模式，主要是离岸贸易发展增值商贸服务模式。前已述及，在香港服务输出各主要服务组别当中，“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最为重要。2003年，该组别中的89．5％是与离岸贸易(即“商贸服务”及“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有关。这种变单纯的以传统货物运输的港口服务贸易模式为基于离岸贸易提供更具增值性商贸服务的服务贸易模式，使香港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采购中心。

三、结论

根据香港服务贸易的演进历程，香港服务贸易发展成功的原因可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点：

(一)实行低税率的自由贸易政策，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带动本地运输、仓储、金融、商业咨询等服务业共同振兴。香港一直坚持市场主导、公平竞争的自由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政府采取“最大支持，最小干预”，即“积极不干预”政策。同时香港的税种少、税率低、税制简单。

(二)近年来香港制造商纷纷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工序迁移至内地和发展中国家，而专注于管理工作和其他生产支持服务，如产品设计、生产规划、。管理监控等。这种“前店后厂”式的分工模式为香港创造了贸易、航运、融资和其他专业服务方面的大量需求，进一步加强了香港作为亚洲区贸易中枢和全方位服务中心的角色。

(三)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地位。到2000年底，香港的机构存款和客户存款近6万亿港元，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居世界第三位，银行业的总资产和负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使香港在每次结构调整过程中，都能通过银行、证券市场、黄金市场等吸收到所需资金，并通过引进外资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

(四)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香港政府一般不通过经济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服务贸易市场，而是对其进行法制化管理，并通过许多半官方和非官方的行业协会、同业组织引导和监督服务业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香港服务贸易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其运作经验值得借鉴。尤其是在香港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香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开始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一直占GDP 65％以上水平。但是，由于丧失了制造业的优势，单纯依赖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地产业的发展，使整体经济失却了依托，香港曾经一度因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动力。直至1997年以后，香港提出要重振制造业，发展高增值服务业。现在我国许多城市服务贸易的发展正处于知识型发展阶段，香港在产业结构上的历史教训及经验值得借鉴，即在发展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同时，提早进入战略型发展阶段，重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衡发展，保持增长动力。

香港具有贸易、运输、金融、会计、法律、咨询、保险、零售、旅游等高度发达的服务贸易业，拥有这方面的济济人才，其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中国内地其他城市；香港还有一整套完全与国际接轨的政府管理体系和法律运作体系，它的高度规范、高度透明和高效运作都会对其他国际性大都市有所启示。特别是上海，同香港一样，它们都属于缺乏自然资源但地理优势明显的城市，也都是传统的港口和货运中心，在资源日益匮乏，经济全球化及全球产业格局转型的大背景下，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经验很值得借鉴。

(顾宝炎电子信箱：gubaoyan@hotmail．com

第3篇：自由贸易港特点范文

【关键词】自贸区 中国 启示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是党的十提出的新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对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设立自由贸易园（港）区做出了具体部署。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

全球自贸区的主要特征和创新点

一是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水平不断提升。按照《京都公约》，自贸区是“一国境内的一部分，进入这一区域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费而言，通常视为在关境之外”。从法律上讲，“关境之外”仅限于税收领域，但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海关等对符合所在国法律的区内企业、人员和货物实行特殊监管政策，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障碍，通过便利化和自由化促进自贸区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如在货物贸易方面，除检疫需在入境第一时间进行外，海关对从国外进入自贸区的进口货物、中转货物没有查验要求，仅对进入关境的货物进行一次查验。例如，德国汉堡港允许船只自由进出，货物在自由港装卸、转船和储存不受海关的任何限制，不要求每批货物立即申报与查验，45天之内转口无需记录，货物只有进入欧盟市场时才需结关；中国台湾高雄港实施自律管理，货物除涉及安全及国际条约必须设限外，原则上都免审免检，并对国际商务人士实行特殊签证政策。此外，荷兰鹿特丹港、韩国釜山港等还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通关效率，如实施电子监控和自动报关等。另一方面，在海关特殊监管之外，自贸区大多给予较高程度的投资自由和金融服务开放，基本上没有投资的行业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和自由选择结算币种等。例如，香港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军火、等之外的绝大多数货物进口无限制，允许投资自由和金融自由汇兑，不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降低船舶注册费等。

二是特殊区域的功能日趋扩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化生产，推动全球供应链不断延伸和资源配置日趋活跃，对特殊经济区域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国家的自贸区由货物贸易保税中转的单一功能向包括商品展销、加工维修、物流配送、信息集散、研发创新等在内的多功能模式拓展，金融、保险、货代、租赁、咨询等增值服务也日益受到重视。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也往往由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逐步向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决策运营中心拓展，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

三是管理体制更具开放性。近年来，为提升本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各国在实施优惠政策和便利化措施基础上，对自贸区实行更加开放、符合现实发展需求的开放型管理体制。例如，美国对外贸易区的管理，采用“总区+分区”架构及按需设区的柔性模式；荷兰鹿特丹港采用“自由港区+保税运输线+保税仓库+保税工厂”的功能关联模式；香港、新加坡力推港城一体化发展，践行低碳绿色发展，为高端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德国汉堡自由港为了更便利地与欧盟腹地经济相衔接，通过保持自由贸易园区覆盖区域和管理体制上的开放，使自贸区的便利化和自由化政策优势向外辐射，强化了腹地经济对港区发展的支撑。

四是更加重视港区资源整合。自由贸易园区竞争已经演变成园区群落之间的竞争。大型自由贸易园区一方面突破国内行政区划限制，实施区港联动，对支线港、喂给港和相邻自由贸易港区进行资源整合，形成组合港，以巩固其枢纽、核心作用，如纽约港和新泽西港，洛杉矶港与长滩港的合作都是成功的案例；另一方面，与其他国际自由贸易港区形成跨国战略联盟，如韩国釜山港与我国山东四港（青岛、日照、烟台和威海）结成战略联盟，以提升对周边港口的竞争力。

五是法律保障日趋完善。自由贸易园区作为特殊经济区域，往往与国内现行法律和政策相冲突，必须通过专门立法为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创新保驾护航。许多经济体从国家层面专门颁布《自由贸易园区法》或条例，以保障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例如美国1934年通过《对外贸易区法案》、欧洲在《欧共体海关法典》中对自由贸易园区进行了界定。而且，美国还对《对外贸易区法》进行了多次修订，以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利益需要，特别是园区发展需求的变化。

我国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功能和作用

根据总体方案的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不是为局部地区的发展实施特殊政策，而应立足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需要，为我国面向全球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体制创新进行先行先试，达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全球化潮流中赢得主动。总体来看，试验区具有以下功能和作用。

一是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先试区。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难以适应产业升级和居民服务消费提升的需要，高端服务业和服务创新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尤为明显。在全球新一轮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中，服务业开放与签署投资协议成为新的重点。总理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服务贸易将是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试验区可先在重点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深度和广度上大胆尝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开放试点内容，进而参照发达国家和国际上高水平自贸区的服务开放模式和标准，尝试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服务业开放。通过放宽准入门槛和经营范围限制、拓展开放领域等，吸引境外服务业投资者进入当地市场，有效促进服务业竞争、提升服务水平，为我国在更高水平的国际服务业竞争中打造开放高地、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是金融开放创新先导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高水平开放区域。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通过改革、开放、创新共同驱动试验区建设，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金融领域的开放与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通过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探索金融服务业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全面开放、拓展金融服务功能和产品创新，推进跨境投资、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金融资源为试验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培育各类金融市场，促进国际贸易、国际航运、国际物流和服务业的发展。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为试验区建设努力打造专业、便利、高效、安全的金融发展环境，为在全国范围内深化金融开放创新、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积累经验。

三是高标准国际化投资管理体制和营商环境建设示范区。适应国际发展趋势，改革现行的外资管理体制。通过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简化和优化外商投资审批和工商登记制度、试行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备案管理等，对现有投资准入制度和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在保证资本流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以政策体制上的改革突破切实提高管理效率和跨境投资便利化程度，为境外投资者带来巨大开放红利。与此同时，应加快形成既符合现行税制完善需要、又符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税收政策，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产权登记制度，提供国际化的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提升人员往来便利化，探索建立一个要素集聚、自由便利、高效便捷、内外平等、法制规范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首先在试验区开始先行先试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政府职能改革等众多领域，商事注册制度改革的经验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制和推广。

四是国际航运和国际物流中心核心功能区。自提出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以来，上海港发挥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和自身综合优势，各项建设指标快速发展，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作为上海航运中心的核心区和重要载体，试验区应以促进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物流服务业集聚区和高水平国际航运中心为目标，通过在贸易、投资、运输、物流和航运金融等方面进行自由化探索，深化物流和航运的对外开放、强化国际贸易集成功能；通过推动港口、物流的综合发展，拓展现代物流与航运服务功能，提升上海在全球物流、航运领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加快推进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的建设进程。天津、福建、广东试验区也具有相类似的发展环境和有利条件。

五是海关特殊监管区整合升级综合载体。海关特殊监管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窗口，承担着为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水平积累经验的重大责任。但近年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存在着种类过于繁多、管理体制错综复杂、政策设计不尽统一等问题，降低了行政管理与监管效率，增加了企业入区选择的机会成本，难以适应产业升级和新型业态发展的需求。2012年国务院58号文 提出整合不同类型区域，要完善政策和功能、强化监管和服务、促进转型和升级。上海试验区的区域范围覆盖了多种海关监管区域类型，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大力拓展新型贸易业态、创新监管模式、整合促进政策，在通关便捷、贸易便利、功能多样和政策开放等方面营造与国际管理最为接轨的便利化环境，提升辐射带动作用，成为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和转型升级的试验平台。

自贸区建设要做好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

对于暂不具备新设条件的其他地区，应引导其把本地经济对接、复制和推广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经验作为重点关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现有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改革创新，开展适合当地特点的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平台建设，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按照现有方案，试验区需要在2到3年的时间内逐步完成各项先行先试目标，如何建立相应的评估标准和退出机制也是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关于试验区建设配套改革和保障措施的研究明显不足，相关部门与地方的相互沟通亟待进一步加强。建议强化国务院层级的组织和协调工作，要求各部门认真落实配套措施的改革、调整工作，广泛听取地方政府、学界、产业界的意见与建议，制定科学、务实、系统、细致的实施方案。为适应试验区内跨境中转贸易发展的需要，建议借鉴香港地区经验，建立转口贸易专项统计和服务、监管体系，在海关统计中明确区分转口贸易与本地贸易，现有特殊监管区域货物物流进出口中的跨境贸易部分也应计入转口贸易统计。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第4篇：自由贸易港特点范文

2013年8月22日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实验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市面积的1/226，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

中国此前已经建立了与自贸区类似的6类特殊经济园区，包括保税区、保税物流区、保税港区等，但上海自贸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中国首个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上海自贸区总体细则共有98项政策试点，自贸区挂牌时首批公布55项，其余43项将在2013年年底前出台。首批细则围绕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方案涉及制度创新、扩大开放、功能扩展和政策保障等方面。

前所未有的开放高度

按照商务部的说法，上海自贸区是在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基础上的升级，那么究竟升级了什么？

一般认为，上海自贸区的升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监管理念，包括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转变，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二是贸易的开放度，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扩大服务业开放，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三是政策的开放度，在贸易结算、税收优惠以及外汇政策等方面更具优势。

“现在红利不仅仅停留在税收上，更主要的是要素市场管制放开所形成的制度红利，而且期待它把中国经济带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中。”复旦大学经济-🔥js1996注册登录副院长孙立坚指出，这次自由贸易区启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再像中国加入WTO时所产生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开放效果，而是将以要素自由流动、自由贸易为主导的高层级的开放水平。推进自贸区的建设，是中国主动顺应全球化经济治理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上海自贸区主动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将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上海自贸区建设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宏观层次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选择；微观层次的管理制度创新。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选择方面，上海自贸区发展的基础应当是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特别是转口贸易可望取得长足的发展。除此之外，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是该自贸区试点的重头戏，其中包括金融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在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上海自贸区将继续中国经济特区“试验田”的功能，对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会有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自贸区肩负着国际意义。近年来，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面临重塑，其动向包括：一是推行更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二是积极推进投资自由化；三是更加强调服务贸易自由化；四是更加强调公平竞争和权益保护。为此，建立上海自贸区，就是要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积累经验，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相关谈判提供参考，进而为中国参与规则制定提供支撑。

自贸区与保税区的区别

和国内各类保税区不同的是，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特色是“境内关外”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即“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所谓“一线”，是指自由贸易区与国境外的通道口，“一线放开”是指境外的货物可以自由地、不受海关监管地自由进入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内的货物也可以自由地、不受海关监管地自由运出境外；所谓“二线”，则是指自由贸易区与海关境内的通道口，“二线管住”，是指货物从自由贸易区进入国内非自由贸易区、或货物从国内非自由贸易区进入自由贸易区时，海关必须依据本国海关法的规定，征收相应的税收。

上海自贸区是在保税区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融资便利政策，本质上和保税区基本管理手段相同。“人民币资本项目放开、离岸金融中心、创新监管模式、免税自由港”成为自贸区同保税区最大差别。保税区是指允许外国货物不办理进出口手续即可连续长期储存的区域，核心功能为保税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海关对保税区实行封闭管理，享有“免证、免税、保税”政策；而自贸区政策的核心逻辑是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实现境内关外，以开放倒逼改革。

中国现存保税区具有了某些自由贸易区的特点，但在设区目的、区域功能、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等方面又存在着诸多差异，总体来看自由度与自贸区相比明显不足。相比国内目前的各类保税区，自由贸易区意味着更优惠的政策、更大的开放度。从本质上看，中国眼下的特殊监管区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在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

上海与香港：两个金融中心分工将更加明确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上海与香港就不可避免地一再被外界拿来作比较，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大抵是形容这两个城市最真实的写照。

香港是世界知名的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而上海经济突飞猛进，在国际上的美誉度渐高，成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显而易见，沪港怎样做到“双核”高效运转，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也是中国政府真正关心的。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尽管随着内地经济崛起，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光环略显黯淡，但其“先发优势”并不会因此消弭殆尽。上海学习香港会有一个过程，很长时间内香港的领先地位不会受影响。另外，从地域上讲，香港与国际的联系更显密切，上海会成为人民币业务中心，但更侧重于内地，香港与上海替代性有，但不是重点，二者的互补性还是很强。

香港贸易发展局华东、华中首席代表钟永喜认为，上海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航运和金融中心，将有助于内地经济的发展，而内地作为香港的经济腹地，其经济越发达，对香港的金融、贸易、管理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就越大。香港作为国际企业进入内地市场，以及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的吸引力，随之也会更大，其市场空间亦将获得新的扩展。

同时，上海自贸区跟香港的竞争是必然的。事实上，上海自贸区的特点是开放，是对外。对香港来讲，香港未来增加竞争力就是要向内地，香港必须要跟珠三角实现一个有效的整合，才能够充分分享国内经济改革成功的红利，所以香港确实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是自贸区和香港之间的关系。

短期之内，上海自贸区对香港的影响不会很大。上海即使将来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中国的企业，是以人民币业务为主。而香港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为香港自己的经济体服务，而是为海外一些企业进入内地进行生产金融服务。在某种程度上，香港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会被动摇。

如果说上海自贸区做得很好的话，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只会增强，而不会被削弱。但是这两个金融中心的分工可能会变得更加明确。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继加入WTO后又一次更高层级的开放，它将远远超越“特区”、“新区”争取优惠政策的层面，探索要素市场开放、政府边界厘清和行政管制放开，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引擎。

上海自贸区设立的重大意义还在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依靠资源消耗和无限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洗礼”，来释放新的增长能量，指引中国迈向新的时代。

第5篇：自由贸易港特点范文

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视域下的有关区域市场整合的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可以被部分运用于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部的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研究。借助关税同盟理论和Balassa模型，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进行描述，并对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检验，实证结论揭示：港澳与大陆间的区域市场整合对彼此的影响不尽相同，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一方面在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的同时，会获得净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实证结果袁明，大陆与港澳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等效应。 论文关键词：区域市场；贸易流动；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主权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 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11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主权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性障碍，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 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11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11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 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0.4896)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8352<0.8448)略微减少，这说明大陆与港澳台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 上述结论验证了Viner的观点：成员体的生产结构越是竞争性的(非互补性)，构建关税同盟增加福利的可能就越大。当然，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还取决于运输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员体间的运输成本越低，他们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分析结论是：随着关税同盟中的邻近成员体的不断加入，跨国境的贸易创造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这种情况较之于产生贸易转移的遥远的成员体的加入，会在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及其效应上对中国更为有利。 四、简短的结论 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关税同盟理论，对港澳和大陆这一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区域经济整合历程进行了现象描述，利用2002—2007年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数据，对港澳与大陆间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了经验检验。本文的分析在于谈论以下两个问题：(1)我们研究区域市场整合问题，要不要跳出主流经济学所囿于的相邻国家的空间纬度，如何运用其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来对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部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分析；(2)借助Bal-assa模型对港澳和大陆间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的实证检验是不是一种能说明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如何进一步完善这种分析；(3)针对港澳与大陆间区域市场整合彼此影响不尽相同的情况，即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会获得净贸易创造的情景，能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形成净贸易创造；(4)关于大陆与港澳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的事实，我们的相关研究还需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加深。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拓宽分析和研究，无疑会给政府制定港澳和大陆一体化政策提供依据。

第6篇：自由贸易港特点范文

这六个文件分别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上述文件指出，广东立足于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立足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立足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继续在投资贸易便利等方面担当先行者。负面清单由2014年的139条缩减至122条。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战略定位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总体目标是，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法制环境规范、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园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119.9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天津港片区30平方公里（含东疆保税港区10平方公里），天津机场片区43.1平方公里（含天津港保税区空港部分1平方公里和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1.96平方公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46.8平方公里（含天津港保税区海港部分和保税物流园区4平方公里）。自贸试验区土地开发利用须遵守土地利用法律法规。按区域布局划分，天津港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天津机场片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业；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战略定位为，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发展目标为，经过三至五年改革试验，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粤港澳深度合作，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监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贸易园区。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116.2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60平方公里（含广州南沙保税港区7.06平方公里），深圳前海蛇口片区28.2平方公里（含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区3.71平方公里），珠海横琴新区片区28平方公里。按区域布局划分，广州南沙新区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深圳前海蛇口片区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和国际性枢纽港；珠海横琴新区片区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健康、商务金融服务、文化科教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建设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和国际商务服务休闲旅游基地，打造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载体。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围绕立足两岸、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要求，充分发挥改革先行优势，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改革创新试验田；充分发挥对台优势，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前沿优势，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打造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新高地。发展目标为，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功能培育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新体制。创新两岸合作机制，推动货物、服务、资金、人员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增强闽台经济关联度。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拓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力争建成投资贸易便利、金融创新功能突出、服务体系健全、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118.04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平潭片区43平方公里，厦门片区43.78平方公里（含象屿保税区0.6平方公里、象屿保税物流园区0.7平方公里、厦门海沧保税港区9.51平方公里），福州片区31.26平方公里（含福州保税区0.6平方公里、福州出口加工区1.14平方公里、福州保税港区9.26平方公里）。按区域布局划分，平潭片区重点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在投资贸易和资金人员往来方面实施更加自由便利的措施；厦门片区重点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福州片区重点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

第7篇：自由贸易港特点范文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超级联系人”，中西合璧的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拥有完善有效的司法体制和金融监管制度，所以其具备了区位、先发、服务业专业化和人文等多重优势。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认为，香港具有国际化优势，在经济结构方面可以与广东错位发展，下一步将与广东共同研究规划，携手把粤港澳大湾区的文章做好。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也认为，“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首要任务是发展好经济。国家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新格局，为香港带来千载难逢的庞大商机。”

如今，列车已经渐渐发动。在基建方面，港珠澳大桥即将全线贯通、区内城际铁路网、高铁网络、高速公路网及航空网络日趋完善，为大湾区城市群之间互联互通，提供了必要硬件。接下来，是相关城市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互补不足，提升区内经济实力。

香港成内地最大服贸伙伴

从鲜活的蔬菜和鸡鸭，到源源不断的清水和电力，从品种繁多的电子货物到堆积如山的矿石原料，香港回归20年以来，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系列举措的扶持下，在两地贸易通关环境不断改善的推动下，香港与内地的物流、资金流动与人员往来更加密切，规模日渐扩大，经贸往来迈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香港是内地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和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也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市场。而内地已是香港最大的港产品贸易出口、进口及转口对象。统计显示，1979年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为170亿港元，仅占香港整体贸易的10%。而到2016年，鹊赜胂愀鄣拿骋淄来，出口贸易额已经为3052.5亿美元。巨大的投资使香港参与并分享了内地经济成长的硕果。另一方面，内地也有千家企业在香港从事银行、贸易、旅游和分销等业务，并有上百家内地公司在香港的资本市场挂牌上市。

与此同时，两地人员相互往来增长更为迅速，形成规模庞大的人流交往。内地到香港旅游人数由1997年的236万人次增加到2016年的4277万人次，增长翻番，给香港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而香港同胞也是内地最大的旅游与商务往来客源，前往内地的香港居民不断增多。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拥有完善有效的司法体制和金融监管制度，所以其具备了区位、先发、服务业专业化和人文等多重优势。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互动合作、旅游观光，带动了香港的经济繁荣，同时加大了香港对祖国内地大后方的依存度。如今，大多数港人对与内地实现更紧密经贸合作的愿望愈加迫切。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叶泽恩称，国家商务部与香港特区政府签订的《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已于2016年6月起正式实施。该协议进一步加大内地对香港服务业开放措施的宽度和深度，让内地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的落实正好为致力于开拓内地市场的香港服务业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目前，通过不断地补充和完善CEPA，推进了内地与香港经贸自由化进程，已经形成了内地对香港较为系统的开放体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在货物贸易领域内地与香港已经全面实现了自由化，即内地自2006年1月1日起对原产于香港的产品全部实行零关税;在服务贸易领域内地逐步扩大开放，内地对香港开放的服务部门达到153个，涉及世界贸易组织160个服务部门的95.6%。为保障内地与香港的进一步经贸往来，2016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实施。

对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投资《协议》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其公司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暂时停止参照执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审批规定。有专家表示，说到底真正的“合作”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上才能持久。香港近年来的通缩和调整虽然过程痛苦，却使今天的竞争力远胜从前，在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中香港受惠不浅，但内地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也在资金、人才、服务、运作等方面得益于香港。

取长补短 互惠双赢

接受《小康》采访的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专家毛艳华认为，时下选择把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出发点既是“国家所需”，同时也能发挥“香港所长”。“中央政府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是为了将该区域打造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高地，也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征和优势之一。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和自由港，相关法律制度和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毛艳华向《小康》记者分析，基于香港在金融投资、贸易航运、现代服务和跨国人才等领域的积累，香港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仅可以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还可以纾解自身现有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香港目前的发展难点主要跟自身经济体单一有关，它的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了50%以上，缺少实业做支撑。无论如何，实业将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根基。香港唯一优势明显的是金融业，但欲保持金融业优势，必须融入内地经济。”毛艳华告诉《小康》记者，大珠三角优势就在于制造业和香港的服务、金融的结合，“如果珠三角没了制造业，就难以跟长三角竞争，香港失去珠三角，也无法与新加坡竞争。”

毛艳华呼吁香港应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发挥独特优势，与广东和澳门相互配合，满足国家需要，因为“面对不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香港不能单打独斗”。另外他强调，香港经济转型时期，也需要把握机遇加大创新能力，对接内地资源探索更高附加值的产业。

此外，针对大湾区各市的发展定位，中银国际研究部宏观经济分析师叶丙南说，珠三角拥有密集和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深圳的互联网企业和高新制造业企业较多，广州拥有多所重点大学和省级研究机构;而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在旅游、商贸、融资、教育、医疗、法律等方面资源丰富。因此，大湾区建设可整合区域内资源，促进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竞争。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蔡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给香港提供一个新契机，而加强深港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最重要起点和抓手，新一届特区政府应把握机遇，积极推动香港参与前海开发，走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第一步。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陈经纬则认为，现有粤港澳合作平台，不仅要为所在地方下一步的发展服务，还应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世界进入中国的窗口桥梁，成为制度、技术、商业模式、市场、管理组织创新的新一轮尝试。

谈到香港的未来发展，毛艳华认为香港是重要的国际融资中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融资中心，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汇聚香港，分享内地经济增长成果。此外，香港既是中国内地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也是内地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香港未来发展必须依托大陆优势，在新兴电子产业、互联网等领域加大往来合作。

有望转向双通道型国际金融中心

选择合适的市场上市，是每个企业上市前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香港是企业上市的首选地之一，近些年来，香港已成为内地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跳板”，进军海外市场的“试金石”。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年经审批赴香港投资的内地企业达到4000家，所涉及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862亿美元。截至2016年12月底，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4921.6亿美元，占投资存量总额的52.9%，较10年前增长10倍。一系列数据的报告表明，香港官员口中时常提到的“超级联系人”的确不凡。

此外，为了吸引更多内地企业来港投资，自2008年起，香港投资推广署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国性推广活动，名为“投资香港-行！”，向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内地企业推介香港的营商优势。该活动在包括山东、浙江、福建、江苏、四川、广东在内的全国七大省份铺开。其中广东作为重点招商对象，其与香港的贸交流由来已久。香港是高度国际化的城市，有近8000家中国内地和海外公司机构在香港设有办事处。 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的建设有助于香港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事实上，2003年以来，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CEPA和10个补充协议。CEPA现已成为内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最高的制度化安排。内地与港澳合作已进入高标准、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

为进一步拓展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的空间和深度，帮助香港尽快实现经济重建，中央政府部署加紧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磋商，并决定近期签定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三方面，给予香港更多的便利和优惠。

在内地经济体系中，服务业是较薄弱的环节，而服务业恰恰又是香港的强势产业（占生产总值的86%），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将使香港的服务业拥有巨大的发展舞台。依靠比较优势，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之间的桥梁，在湾区城市群的建设中，香港有望继续发挥内地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香港的竞争优势，提升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中的地位。

其次，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的建设有助于香港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近年来香港经济面临全球经济环境严峻和国际金融竞争的双重挑战。香港是自由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贸易、金融、航运、旅游、地产和专业服务，全球因素对香港经济金融的影响远大于香港内部因素。当前世界经济政治的不确定性上升，“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逐渐兴起，美联储加息步伐逐渐加快，香港经济金融市场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同时，国际金融格局也在动态演进，全球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第8篇：自由贸易港特点范文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现状；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一、自由贸易区概述

（一）概念

自由贸易区存在两个差别很大的概念，起源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FTA（Free Trade Area），和起源于世界海关组织（WCO）的FTZ（Free Trade Zone），在字面上都可被译为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的相关概念第一次出现在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组成的区内取消关税限制、区外实行贸易保护的经济集团。贸易区成员之间贸易开放、取消关税壁垒，同时又保留各自独立的对外贸易政策。

自由贸易区（FTZ），是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小块特定区域。1973年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京都公约》是目前世界上对自由贸易区最权威的定义：“指缔约方境内的一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手续。”自由贸易区一般建立在一国或地区的主要港口、国际机场附近。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自由贸易区有不同的称谓，在美国称为对外贸易区，英国则称为自由园区，新加坡称为自由贸易园区。（陈倩冰，2014）[1]。

虽然二者在概念上有很大区别，但降低国际贸易成本，促进国际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它们设立的共同目的。本文所探讨的自由贸易区是指基于《京都公约》所定义的一国国境范围之内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

（二）自由贸易区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关于自由贸易区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自由贸易区是经济发展的拉动力量，单个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经验可以试点之后复制到国内其他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可以扩大贸易额，增加外汇收入；自由贸易区内实行的特殊优惠政策，有利于吸引国外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经验；此外，自由贸易区的业务运营可以创造区内经济和该国其他地区经济之间的后向联系，从而促进腹地经济的发展；对于居民来说，能够提高其生活水平，实现充分就业，还能接受国际先进的职业培训，提高职业技能水平（李萍，2014）[2]。

而反对者对此却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对于一国或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盲目设立自由贸易区并不能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而会阻碍区内与区外的贸易和资源流通，更会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总体来看，自由贸易区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既有促进又有阻碍作用。因此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关键是要控制负面作用，放大正面积极作用（唐芳云，2014）[3]。

二、国际上自贸区发展概述

自由贸易区的诞生已有45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尤其是二战以后，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其中发展中国家占2/3，发达国家占1/3。下面简要介绍几个发展较成功的国家的自由贸易区。

（一）美国自贸区

在美国，自由贸易区也被称作对外贸易区（Foreign Trade Zone）。美国的对外贸易区具有较长时间的建设和发展历史。1934年，为了应对经济“大萧条”，美国宣布启动对外贸易项目，通过了《对外贸易法案》，并确定对外贸易委员会为其管理机构。1936年，首个自由贸易区―纽约1号对外贸易区成立。1999年，美国国会修订《对外贸易法案》，允许为特定企业专门建立“分区”，以此来鼓励发展进口深加工。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后，美国的对外贸易区发展迅速。美国的对外贸易区一般设在港口或毗邻入海口处，拥有十分完善的设施以及现代化的海、陆、空运输设备。截至2013年，美国批准的256个对外贸易区中已经有174个投入运营，吸引了超过3200家企业进驻，吸纳就业总人数多达37万人（Seyoum & Ramirez，2012）[4]。

美国做为世界上自由贸易区个数最多、运行最成功的国家，其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完善高效的管理制度

美国对外贸易区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尝试，先后实施了多种完善的管理制度，典型的有物流直通式和海关周申报制度等物流便利政策。此外，还建立了海关审计核查制度。

2.引入分区制度

允许设立分区是美国对外贸易区发展的重大特色之一，不仅能够解决总区土地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还能缓解分区的就业压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3.差异性的功能定位

美国的对外贸易区虽然享有相同的优惠政策和条件，但每个对外贸易区都会结合地区的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因地制宜的设定不同的功能。例如，迈阿密对外贸易区由于临近国家和地区众多，功能定位于转口贸易；而纽约对外贸易区则由于背靠广大腹地，将进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作为其主要功能。

（二）中国香港自贸区

中国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自由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贸易服务业以及先进的金融制度，使其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自1841年被开辟为自由贸易港以来，香港一直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对进出口贸易不设限制，零关税、零配额，进出口手续极为简便。香港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本地银行和外地银行享受完全同等的待遇。自1973年撤销外汇管制之后，采取自由的外汇制度。此外，香港的法制健全，监管机制严密，有利于区内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秩序下参与竞争（沈家伟等，2014）[5]。

中国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值得借鉴的特殊经验有以下几点：

1.采取风险管理方式作为通关检验的标准

海关采取风险管理的方式作为通关检验的标准，对通关货物并非全部进行检查，而是采取抽样的方式，大大提高了通关的效率。

2.发展总部经济，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

香港通过不断优化市场环境、制定简单税制及低税率、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府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在港设立总部或办事处。发展总部经济不仅加强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地位，也有力推动了其经济结构的转型。截至2014年，共有3883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含地区办事处）入驻香港。香港发展总部经济的经验对我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总部经济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三）中国台湾自贸区

台湾是20世纪60年代第一批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来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国家之一。1965年，高雄出口加工区开始建区，这是亚洲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经济特区。为了将台湾建设成为最便利的国际贸易物流中心，并吸引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港区内建立亚太区业务总部，台湾自2003年7月起开始实施自由港口计划。基隆、高雄、台中、台北和桃源“一空四海”五大自由贸易港区相继建立并在2010年3月以后全部投入运营。其中前四个临近港口，桃源则临近国际机场（Rong-Her CHIU，2011）[6]。

中国台湾自由贸易港区的发展经营有许多经营值得我们借鉴：

1.根据经济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运营机制及政策

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自由贸易港区内不断调整运营机制及政策，形成了一套独特而规范的管理制度，典型的有单一窗口制、只租不售的土地政策等。

2.根据区域特点发展特色产业

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台湾自由贸易港区在明确区域特点的基础上开发特色产业，形成了清晰的产业特色，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发展。如台中区凭借气候和空气质量好的优势发展成为光学产业专区；高雄区则借助港口优势向仓储转运专区发展。

（四）韩国自贸区

1970年，韩国建立了第一个以制造定位的出口加工区―马山出口加工区。2000年，韩国将出口加工区名称改为自由贸易园区。为了促使韩国成为国际物流基地，2002年，韩国在釜山港和光阳港建立了以物流为主的关税自由区，并且于2003年1月在仁川港和仁川国际机场建立了关税自由区。2003年，韩国通过了《自由贸易园区法案》，将原来的出口加工区和关税自由区统称为自由贸易园区，并且使自由贸易园区同时具备了制造加工和物流的功能。

韩国自由贸易园区最为典型的代表是釜山自贸区，依托于釜山港而建立，作为韩国最大的港口，位于东南沿海，物流范围可涵盖日本、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釜山自贸区作为韩国海陆空交通的枢纽，又是金融和商业中心，在韩国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齐海鹏，2014）[7]。

韩国在发展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

1.完善的立法

韩国通过的《关税自由地区特别法》，其立法架构、规范内容与规划基础均非常完整。韩国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营造了规范、透明、稳定的法制环境，使区内的企业得以健康运行。

2.宽松的外籍专家管理，加强区内教育管理

允许自由贸易区内的外籍专业人士在区内停留三年，并向其和家属签发2年以下多次往返签证；此外，允许外国大学在经济特区设立分校，这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三、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升格而来的。从1990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以来，在海关总署的主导下，我国已经发展了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各种类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我国保税区的发展既受世界自由贸易区一般规律的制约，又体现着我国渐进式改革和梯度对外开放的特点。大体上看，我国保税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2000年，兴建和发展保税区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各地保税区的建立与快速发展上，保税区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逐渐形成以及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的日趋完善上。1990年6月，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这是我国规模最大、启动时间最早的保税区。此后，国家先后批准建立了15个保税区，形成了中国保税区的基本格局。1997年，海关总署正式颁布了《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从而使得中国保税区的管理体制更加规范。

第二阶段：2000―2004年，探索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中国外贸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完成了“入世”谈判。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这也意味着保税区的运营体制和管理体制必须与国际接轨，必须遵从国际惯例和国际通则。这一阶段保税区的发展特点是我国开始探索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途径。

第三阶段：2004至今，整合转型阶段。自2005年以来，中国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

我国不同类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对比见表1（李春来，2012）[8]。

（二）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2014年12月，上海自贸区的面积从原先的28.78平方公里扩至120.72平方公里。在此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阵“自贸区热”，各地纷纷提出申报自由贸易区。2015年4月21日，天津、福建、广东三个自贸区同时挂牌成立。

津粤闽三个自贸区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同点是它们三者同上海自贸区将共同使用同一个负面清单，并适时调整，但它们三者又各具特色。我国四大新型自由贸易区的对比见表2。

天津自贸区的三个片区各具特色：以东疆港区为核心的天津港片区，将致力于打造融资租赁产业聚集地，发展与港口相关的高端服务业、航运物流、加工制造业；而天津机场片区将依托空港优势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中心商务区片区将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天津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是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突出航运，打造航运税收、航运金融等特色。

福建自贸区的最大特色是立足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福建自贸区由福州、平潭、厦门三大片区组成，其中厦门主攻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平潭主要发展服务贸易，而福州定位于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福建自贸区的总体战略定位是：打造改革创新的试验田、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的新高地。

广州自贸区包括南沙新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珠海横琴新区三大平台。南沙新区将致力于发展高端制造业、航运物流及现代服务业，打造总部经济；前海片区重点发展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等高端服务业；横琴片区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健康、文化科教和高新技术等产业，目标是建设成为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和国际商务服务休闲旅游基地。与前两个自贸区相比，广州自贸区更突出对港澳自由贸易的特色。广州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是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广州自贸区建设成为粤港澳合作深度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物流枢纽。基于广东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完善、开放型经济发达的优势，粤港澳自贸区立足于打造新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试验区，在国际投资、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探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为国家参与新一资贸易协定谈判先行先试。

总结前面的经验可以得出，将原先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转型升级成为自由贸易区是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总体趋势，但要成功转型为自由贸易区，不仅需要看条件是否成熟，还需要有地方特色。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要坚持质量与数量并重，坚持奉行“成熟一个，批复一个”的原则。在将来，增强自贸区之间的联动，增进相互了解和信息的沟通，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稳步实施将成为我国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发展趋势。

四、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投资规则重构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挑战

在美国主导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新自由贸易协定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第三代国际投资规范正在重塑世界投资和贸易格局。

“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指的是对外国投资范围和投资方式的开放。负面清单又被称作消极清单或否定清单，在清单中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被认为是最早采用负面清单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是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之前，中国对外资的管理一直采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模式，在该模式下，所有的外商投资和商业投资都只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而负面清单模式则意味着给外资更多的自由，可能会导致某些没有列入清单的行业受到国外竞争者的损害。

2015年10月5日，历时五年多的TPP协议正式达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面临潜在的被“贸易转移”效应，这会对中国的净出口贸易造成极大影响；而劳工标准、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新规则将给中国引入外资及中国企业对外进行投资带来阻碍，不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提升。

国际投资规则正在重构，而我国的经济进入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已被释放殆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很大，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改革面临各种外界因素的挑战和阻碍，面对这一系列变化，中国应借此机会推动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只有抓住这个机遇，并勇于迎接挑战，才能有效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

（二）新型自由贸易区的定位和任务

我国的新型自由贸易区是在借鉴国外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经验上设立的，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新型自贸区与国外自贸区的对比见表4。

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是我国综合考量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情况下，为适应全球经贸发展的新趋势，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策略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国新型自贸区的主要任务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和行政体制领域的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五、新型下自贸区发展对策

（一）借鉴国外经验完善自由贸易区管理体制

1.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各国自贸区成功运营的经验表明，合理的管理体制是自贸区成功的必要条件。我国的自贸区缺少一个中央政府授权的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存在管理层次多、职权交叉、各自为政的缺陷，造成了各个管理部门之间沟通成本过高、效率低下；此外，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残留的政企不分的问题导致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加剧，企业创新活力不足。因此，我国应该参照美国的经验，建立一个统一、权威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对区内的管理组织机构进行改革，探索建立政企分开的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减少政府干预，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放权，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贸区建设的各项目标。

2.创新海关监管制度，提高通关效率和监管程序的透明度

多头监管、控制过多、透明度不高的监管模式使得我国的自由贸易区运作效率低，且成本较高。而世界上典型的自贸区运行特点就是高效管理、便捷监管、简化流程、透明度高。因此，我国的海关监管要不断追求便利和速度，提高监管程序的透明度，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措施：精简海关机构、减少不必要的监管；推进监管手段的信息化；规范监管程序海关的监管模式，逐渐从手续监管向企业信誉监管转变，从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3.根据自由贸易区企业经济发展状况及时修订负面清单

从2013年到2015年的最新版本的负面清单，可以看出长度不断缩减，从190条缩短至122条，缩减幅度达35.8%。但长度不能视为衡量负面清单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应当增强开放性和透明度，并且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

（二）扩大服务业开放

服务业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重点。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定时的基本标准。在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推动下，有许多国家已经完全取消在服务领域的对外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的限制。

在服务业开放领域，继续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金融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文化、航运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的开放程度，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有利于为各类投资者营造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率先开放了服务行业，在金融、航运、商务、贸易和文化等18个服务行业暂停或停止23项准入限制（有关投资者的资格、股权、经营范围）。2014年的负面清单在服务业领域又新增了14条开放措施，突出了航运贸易等自贸区主导产业。2015年的负面清单则进一步扩大了对港澳的服务业开放领域，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准入限制。

除此之外，要加强对服务业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为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智力资源。鼓励国内和国外大学合作办学，加快培养出一批服务业应用型、复合性和技能型人才。

（三）积极推进金融服务创新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金融改革稳步推进。在金融服务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企业存在融资渠道不够畅通、融资成本过高，跨境资金流动管制较多，投融资汇兑不便利的问题，影响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跨境资产配置，也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针对这些问题，有以下措施可供参考：

1.推进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设，积极推动投融资贸易便利

自由贸易账户（FT）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客户需要在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开立的规则统一的本外币账户，有利于境内企业和境外资金自由汇兑，也有利于境外企业按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获得相关金融服务。

2.鼓励和支持融资租赁业务发展

融资租赁作为一种集金融、贸易、服务于一体的特殊金融产品，是国际上仅次于银行信贷的第二大融资工具。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下，我国的融资租赁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政府应当完善现有的融资租赁法律法规，保障自由贸易区内的租赁业务得以正常、有序的开展；创新跨境租赁异地监管模式，设立绿色通道，实施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等，为融资租赁企业发展租赁进出口业务提供便利化服务；提升融资租赁行业专业化经营能力，鼓励有能力的租赁公司积极拓展海外租赁市场，走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建立融资租赁资产交易统一市场，通过将租赁资产证券化解决租赁公司资金缺乏的问题。

3.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促进企业境外投融资的本币化

推广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鼓励跨国企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不仅能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还有利于企业对境内外资金进行集中有效管理，降低企业跨国资金的运营成本；探索由境外银行直接给予境内银行借款的模式，使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从境外融资；通过跨境收支的集中收付来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减少企业的资金占用。

4.全面推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对外开放

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金融机构。放宽外资进入金融服务业的投资限制，逐步扩大外资持股比例。

（四）促进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建议

1.推广保税展示制度

在自由贸易区内设立保税展示交易平台。我国关内区外内符合条件的区外企业在向海关提供足额税款担保之后，允许在区内开展保税展览展示活动。

2.积极推进“单一窗口”建设

新加坡是实施“单一窗口”建设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它采取的是“公共平台”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仍处于单一窗口探索时期的我国自贸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所谓的“单一窗口”，是指企业只要和一个“窗口”打交道，只需一次性地提交相应的信息和单证，能够有效加快货物流动，提高货物通关速度。我国应积极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搭建涵盖投资、贸易、检验、通关服务的“一站式”开放型经济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信息的共享共用；借鉴新加坡的“客户导向”战略，让企业积极参与到单一窗口的方案设计中来，以此来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3.进一步深化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

通过改革实现跨地区海关互联互通、互认共享，简化通关手续，缩短通关时间，提升海关通关效率，以此来促进贸易便利化。

4.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平台试点，鼓励企业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跨境电子商务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交易各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进行的新型贸易活动和模式，涵盖了营销、交易、支付、服务等各项商务活动。这一新型贸易模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使贸易活动更加便利，贸易成本降低，贸易主体更加多样化，大大提升了贸易效率。政府应当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的支持和投资力度，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的规模；制定和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模式，将线下监管服务转移到线上，不断完善电子商务通关业务流程；探索建立网商电子评价体系和商品质量追溯认证体系，以此来防范贸易风险。

5.全面实施AEO制度，倡导海关与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即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海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通关便利。将AEO制度与《海关信用管理办法》结合，与其他国家的海关相互认证，提升国际贸易便利化水平；在自贸区内率先开展企业认证，简化AEO认证程序，降低中小企业的认证成本；各级海关利用多种宣传渠道宣传AEO制度，并对企业人员进行培训，为AEO制度的全面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国际投资规则面临重构，加快自贸区的建设不仅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更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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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ng-Her CHIU，Taih-CherngLIRN.An Evaluation of Free Trade Zone in Taiwan [J].The Asian Journal of Impact of Shipping and Logistics，2011（27）.

第9篇：自由贸易港特点范文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本质上也是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FTZ）“境内关外”模式，但又不完全一样。中国自贸区除了实行特殊关税政策和海关监管措施之外，还加上改革开放试验性质，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经验。与国内其他自贸区不同，福建自贸区战略重点是对台，不仅是创新改革试验田、对外开放合作新高地，同时还是两岸经济合作示范区，担负着两岸和平发展、和平统一先行先试的作用。

早在2009年，国务院就批准以福建为主体设立海峡西岸经济区，其战略定位也是发挥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工作基础，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实施先行先试政策，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地区经济的全面对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海西区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总体效果尚不能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闽台之间缺乏有效互动：福建方面热度较高，但台湾当局并不配合，甚至以矮化、统战等为借口，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阻拦。

近年来，台湾受困于内需市场规模小、全球经济不景气下的外需疲软，以及外资对台投资下滑，台湾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为推动台湾经济转型升级，应对新一轮区域性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诸如TPP、TTIP等）挑战，启动新一波经济自由化、国际化进程，为加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创造条件，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台湾当局于2013年3月公布了“自由经济示范区规划方案”。福建自贸区加快推进对台领域的先行先试，在促进两岸经贸以及人员往来便利化、常态化、务实化方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举措。倘若两岸的自由贸易区能够对接，势必会更进一步融合发展，实现共赢。而且台湾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点，与福建自贸区开展更深度和更大范围的经贸合作，将有助于台湾开创更广阔的商机，进而改变台湾经济发展困境，同时也为福建发展扩容带来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创新福建自贸区对台合作模式

福建自贸区应当借“一带一路”东风，立足两岸、服务全国、面向世界。为此，消除台湾当局的顾忌，创新合作模式是关键。

1.区区对接。2013年台湾将已设立的台北港、台、基隆港、高雄港、苏澳港及桃园国际航空城等“五海一空”六个自由贸易港区直接升级为“自由经济示范区”后，又调整为“六海一空一区”，增加台南安平港和屏东农业生技园区，试图通过发展智能运筹、国际医疗、农业加值、产业合作四大营运模式，计划两年内吸引200家厂商进驻，产值破万亿新台币。同时还希望通过“自由经济示范区”与大陆特区开展“区对区”的合作，将示范区打造为两岸经济合作集成平台。台湾“经建会主委”管中闵、“政务委员”尹启铭等就曾表示，未来自由经济示范区可利用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优势，结合大陆及跨国企业资金合作，与大陆平潭特区、古雷半岛石化基地共同开发合作，建立跨国公司-台湾-大陆“新黄金三角合作模式”。

由于的阻拦，目前“自由经济示范区”尚未通过台湾“立法院”核准，但 “五港一空”作为自由贸易港区（FTZ），早在2003年已经通过台湾“立法院”核准运营，实行海关特殊监管，共计面积12.07平方公里。

基于前期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困境，我们认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可从地区对地区开始，促进福建自贸区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跨区域合作，建立环海峡跨境自由贸易区（FTA）。在环海峡跨境自贸区的起步阶段，可根据福建自贸区三个片区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地理远近，与台湾自由贸易港区实行“区区对接”：福州片区-台北港、平潭片区-台、厦门片区-高雄港。按照国际惯例，跨境自贸区（FTA）可以是国家之间，也可以是海关特殊监管区之间，建立跨海峡自贸区。这既符合国际惯例，也没有违反“一国两制”原则。而且通过促进区区对接，有利于消除台湾当局所谓“矮化”、“贬低”的嫌疑，取得台湾当局呼应，增强两岸经贸合作互动性。

2.价值链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最先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纺织、服装、制鞋、雨伞、食品、自行车、文化体育用品等生活消费品。当时这些消费品生产曾经达到非常大的规模，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80至90年代，台湾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同时，逐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产品首先集中在收录机、电视机、家用电器以及键盘、鼠标等计算机设备，继而升级到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IC设计、半导体晶圆代工、IC封装、光电器件等；同期台湾的石油化工、精密机械等也有较显著的进步。

总体而言，推动闽台产业对接既是台湾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福建自贸区发展的合理方向。其中重点产业主要有服务业、信息、机械、石化等。在这些领域，闽台两地各有发展优势。两地产业对接需要基于价值链，通过形成海峡区域价值链，增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基础，并在全球竞争中发展以闽台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基于价值链模式的合作，不但可以扩展闽台合作分工的空间，而且还可以通过资源整合、紧密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获取全球资源和市场。

3.“境内关外”封关管理。自贸区“境内关外”的特性，大大推进了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有利于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企业。福建自贸区各片区（重点是海关特殊监管区）与大陆内地、台湾自由贸易港区与台湾其他地区之间应该实行封关管理。大陆地区或台湾地区物品进入跨境自贸区，视同于出口，享受退税政策；从国外进入自贸区的货物，给予免税或保税；跨境自贸区货物进入大陆或台湾其他地区的，符合原产地规则的，实行零关税，不符合原产地规则的，视同于进口，则要征收一定关税；在环海峡自贸区内部，即福建自贸区各片区与台北港、台、高雄港自由贸易港区之间，则实行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货物自由流通。今后随着条件成熟和经验积累，跨境自贸区的范围可逐步扩大，揽括台湾地区的“六海一空一区”自由贸易港区，形成环海峡跨境自由贸易区。

建设环海峡跨境自由贸易区

为推动福建自贸区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点对点发展，建设环海峡跨境自由贸易区，可采取以下操作措施。

一是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组织编制《福建自贸区与台湾自由贸易港区合作建设环海峡跨境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并由省政府上报国务院相关部门争取批准立项。

二是完善福建自贸区的软硬件基础。福建自贸区只有吸引大量企业进入，才能扩大贸易和促进当地产业发展，以提高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点对点发展的能力。从其他国家成功的自贸区发展经验来看，自贸区吸引企业进入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贸区能在多个方面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经营环境和更多的贸易机会：（1）成本方面。降低甚至免除关税和其他税费，直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简化的海关监管制度和政府管理模式，不但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还能大大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如美国对自贸区的审批非常灵活，私人企业也可以申请设立自贸区。（2）功能方面。尽管不同自贸区的功能定位有所差异，但越成功的自贸区其提供的生产者服务功能越多。如连接世界的便利的物流功能、国际化的金融功能和技术服务功能等，为区内企业的各种生产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支撑。（3）效率方面。企业市场准入的备案制和简化的海关监管制度等，可极大地提高企业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和灵活度，提升企业效率。（4）服务方面。为更好地吸引各种要素进入，以及更好地为自贸区内的企业提供快捷、优质的公共服务，多数政府不但完善自贸区的基础设施，还积极打造极具吸引力的软环境。

着力完善自贸区的软硬件基础是福建自贸区发展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对突破现有体制和制度的桎梏。改革需要从过去的政府内部“权力调整”改为向市场和企业“放权”，即从“分权”模式走向“减权”和“限权”模式，切实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成政府从过去的管制型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提高政府监管水平和服务能力，完善自贸区的基础设施，推进自贸区服务功能尤其是生产者服务功能的完善和升级，提供更多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

三是扩大福建自贸区中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范围。目前福建自贸区总面积为118.04平方公里，其中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为21.81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福州和厦门片区。为了扩大环海峡跨境自贸区的合作范围，建议将平潭片区43平方公里，全部纳入海关特殊监管区范围。作为实验区的平潭应朝着自由港方向发展，更好地对接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在高端制造业、金融、商贸、物流等产业与台商开展深度合作，力争实现两岸经济合作的新突破。同时推进与相邻地区的联动发展，鼓励相邻地区发展关联产业，增强承接台湾产业转移的区域整体功能，实现平潭与相邻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统筹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其他地区的协调发展，平潭综合实验区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先行先试的突破口，逐步向海峡西岸经济区其他地区推广成功经验，形成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协调推进的对台交流合作新格局。

四是积极推动将设立环海峡跨境自由贸易区纳入ECFA后期谈判议程，并成立两岸联合专家组，共同研究、拟定跨境自贸区的相关协议和实施细则，最后由两岸当局授权海协会和海基会出面签署。